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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碳市场:清洁十二步

文/黄杰夫 来源:金融时报 2010年09月22日    【字体:  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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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周五,在由中国人民银行、天津市政府主办的首届全球低碳金融高层论坛上,央行副行长易纲指出,通过在碳排放配置限额下进行的碳交易,可以大大减少整个社会的减排成本,而金融机构在碳交易中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芝加哥的碳交易所,银行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它金融机构,都是碳交易的主要参与者、做市商,也是价格发现者。

在这个论坛上,国际碳交易之父、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创始人桑德尔博士,就如何基于二氧化碳排放“强度”指标来设计一个金融市场,发表了演讲。

去年11月,中国政府宣布,到2020年,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-45%。政府会将此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“十二五”及其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,并将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、监测、考核办法加以落实。

在欧美,强制或自愿加入碳市场的企业,面临的是碳排放的“总量”指标,而中国企业面临的是“强度”指标。对于后者,如何设计一个合理的、能够产生碳价格信号的市场机制呢?

在演讲中,桑德尔博士回顾了市场发展的几个里程碑:早在400多年前的1602年,在荷兰成立的联合东印度公司,是历史上第一家通过发行股票注册的股份制公司。1848年,在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上,开始了小麦的期货合约交易。上世纪70年代,芝加哥开始了第一个“无形”(intangible)商品——利率期货合约——的交易。上世纪90年代,美国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推出二氧化硫期货合约。再后来,就是大家已经熟悉的欧盟和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的Cap and Trade交易体系。

从股票市场,到有形的商品期货交易(小麦、玉米、棉花等),再到无形的商品交易(利率、二氧化硫、二氧化碳),这些金融市场的设计和运作,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,有很多共性。桑德尔博士把它们总结为十二个步骤。将这十二个步骤用于设计中国的碳强度金融工具,桑德尔博士特地给它们起了个新名字:Clean Dozen (清洁十二步)。

首先,从金融工具设计的角度,要清晰地定义所交易的商品。“碳强度单位”(cARbon intensity unit,简称CIU)作为一个可交易的合规工具(compliance instrument),像股票和商品交易一样,交易物的实质,是法律意义上的“所有权凭证”(evidence of ownership)。对于某个工厂,碳强度可以理解为单位物理产出(每吨钢、每吨水泥、每度电等)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。CIU的最终设计,要和政府的国内碳市场试点的具体原则相匹配。

接下来,桑德尔博士就其它步骤,包括交易监管制度、排放基线的定义、排放限额的确立、指标分配和排放检测、A型指标和O型指标的统一(见本人此前专栏《碳排放的“A型”“O型”之分》)、CIU的清算和结算体系、指标拍卖机制和价格发现、CIU交易的相关会计和税务处理、国内和国际碳市场联动等,做了简要介绍。他特别强调,作为这12个环节之一的金融交易所,在这次华尔街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,没有向政府申请援手,而能够独善其身。

四周以前,桑德尔博士出席了芝加哥大学的一次学术活动并发表演讲;多名中国经济学家也应邀参加。会上,百岁老人、芝加哥大学的科斯教授(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)告诉桑德尔博士,下一个亚当•斯密应该是中国人。

在中国,利用市场机制,来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,将是一场全新的、变革性的探索和实践。桑德尔博士的“清洁十二步”也许可以提供一个蓝图。希望它能给就在我们身边的中国那位亚当•斯密一些创作和实践的灵感。

注: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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